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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中下游地区遭遇50年来最严重干旱，湖北、江西等地，土地龟裂。洞庭、鄱阳等湖，湖床裸露。究竟谁是“罪魁祸首”?舆论的一个重点指向，则在三峡工程。

　　聚焦三峡，可以视为对5月18日国务院通过的《三峡后续工作规划》一种舆论回应。规划明确指出，三峡工程在移民安稳致富、生态环境保护、地质灾害防治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亟须解决的问题，对长江中下游航运、灌溉、供水等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官方正视三峡工程影响，无疑是为这个此前较为敏感的话题“祛魅”。

　　当年三峡工程在科学论证与决策上马过程中留存太多未竟之问，这也注定这座大坝要长久经受怀疑的目光。没有人希望历史成为负担，但历史终究留下太多遗憾。对于现实来说，应该懂得放下历史包袱，从中吸取教训，来避免错误重演。舆论重新聚焦三峡工程是好事情。让当年拒签三峡论证书的历史人物再次走出来，让曾经喧嚣一时的三峡工程论战成为重要的历史教科书，让行政权力再次回望当初在重大工程决策中是否足够理性，最终才能有利构建起更为完善科学的重大工程决策机制。

　　像三峡工程这样的国家重大工程，本身体现一定的国家战略意志，投资规模极大，涉及到的科技情况复杂，施工建设周期漫长，需要从国家层面动员组织社会资源来建设。这类重大工程关系到经济、社会、生态、军事、文化等等命题，具有一定风险性，也只能由政府承担决策责任。比如，三峡工程第一决策主体就是中央政府。铺上政治工程的底色，其实更应该充分体现其科学工程的本质。

　　要让重大工程实现科学决策，关键要处理好专家论证与政府决策的关系。很显然，专家论证是决策基础，其结果对于政府决策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为此，就必须保证论证过程的充分与独立。在这个过程中，权力更多在于协调服务。当年三峡工程论证留下不少遗憾，就与权力过多干预有关。尽管论证组专家规模相当庞大，但专家的对象选择与表达空间，始终深受质疑。比如，著名水利专家黄万里未能获邀参与论证，就被视为遗憾。对于重大工程的论证来说，要保证独立性与科学性，就必须允许不同声音的存在，这样才能避免特定利益集团通过培植自己的专家代言人，来左右决策绑架公共利益。

　　从论证阶段进入决策阶段，这时主角就是政府。民主是维系政府决策正当性的重要手段，离开民主决策，重大工程就容易沦为一些领导的“拍脑袋工程”。那么，到底拿什么来保证政府做到民主决策呢?法律显然是最基本的保障。在发达国家，比如美国、日本，都有完备的法律体系来约束政府的重大投资计划。比如，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日本《行政程序法》。相对来说，当前我国相关法律体系并不完善。不论是以前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还是2008年通过的《国务院工作规划》，尽管都有对重大工程的原则性指导，但这种行政规定缺乏法律的严肃性与约束力。其他领域诸如《公路法》、《建筑法》之类的单行规定，更是不成体系。

　　一方面没有完善的法律，一方面决策过程缺乏监督，让决策者失去约束与压力。在政府决策满足公众的知情权方面，我们也是遗憾多多。民主决策离不开倾听民意，公众参与公共决策与社会管理的政治诉求，应该得到尊重。然而，现在一些地方却习惯与民意“躲猫猫”。前两年发生的厦门PX事件，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当地政府在环评问题上忽悠民意，最终也激起公众强烈愤怒，甚至到政府门前“散步”。

　　现在舆论聚焦三峡工程，还因为它仍是未竟的工程。处理气候影响、生态污染、地质灾害等的一系列问题，无疑可以视为“后三峡工程”。黄万里当年甚至称，三峡高坝“若修成，终将被迫炸掉”。不论如何，历史不能成为现实的负担，现实选择必须对未来负责。对于三峡工程来说，科学论证与政府决策仍然还有很多事要做。接下来，必须让科学的归科学，让民主的归民主。而越过三峡大坝，中国这片土地上还有诸如南水北调更多深受关注与争议的重大工程。这一切，其实都在呼唤，从重大工程的科学论证到民主决策，需要迅速构建起完善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