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党史工作会议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的出版
（金冲及）
2010年7月份，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党史工作会议。由中共中央而不是由有关部门来召开这样的会议，足见中央进一步把党史工作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中央党史研究室所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在此后出版，自然格外受到人们关注。
《党史》二卷写的是党在1949年10月至1978年12月的历史，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初29年的历史，共和国正是从这里起步。这是一段极其重要而又比较复杂的历史，写好它十分不易。
全国党史工作会议对党史研究和宣传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方法论问题：“坚持实事求是研究和宣传党的历史，就要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也就是说：一定要着眼全局，抓住要领，分清主次，全面分析，这才称得上真正的“实事求是”。学术研究和创新也决不能离开这个前提。
新中国最初29年历史的主题和主线是什么？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着手建设一个新社会和新国家。党在这个时期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历史从来是复杂的，在充满矛盾中行进。抓住了这个主题和主线，人们对原来看起来头绪纷繁的事情就能有一个完整的了解，做到一目了然，对这个过程中取得的成绩和发生的曲折也能作出中肯而恰当的分析；要是看不清或者离开了这个主题和主线，就会失去中心，只看到一个个孤立事件的堆积，或者仿佛列举了一些事实，实际上却得出以偏概全的完全错误的结论来。
随着时光的流逝，经历过这段历史全过程的人已经越来越少，更多的人今天只能靠阅读书籍和报刊中的记载来了解这段历史。令人担忧的是：现在有一些书刊似乎只津津乐道这段历史中的消极方面，仿佛那些年只充满一片黑暗，而对当年举国上下热气腾腾地建设新社会和新国家那些激动人心的往事却抱着奇怪的冷漠态度，以为那都是“老一套”，不值得再多说。有的人还把一些道听途说以至任意编造的“故事”当作信史，加以渲染。它留给人一种印象：共产党在这段时期内所做的，无非只是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整了一批人又整了一批人，别的就没有做什么好事。这种误导积以时日可能造成的恶果，从苏联、东欧剧变的历史悲剧中已可以看到不少惊心动魄的事例，值得深思。还有一些作者出于好心，要宣传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成绩，常常拿改革开放以前物质条件的贫穷作为反衬，有点像“忆苦思甜”的样子。但它“忆”的是新中国早年的“苦”，看不到像老舍《龙须沟》等作品中描写的新中国的“甜”。这种对比方法抛开当时的历史条件，不作具体分析，很难说是科学的态度。有如一个原来贫困的家庭节衣缩食、艰苦奋斗，终于逐步富裕起来，子弟们能不能因为今天的富足而嘲笑父兄当年的“寒酸相”？那能说是“实事求是”吗？全国党史工作会议批评“党史领域在学风上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并且郑重地指出“近年来，社会上存在一些偏离党史主题和主线的问题”，可能也包括前面所说那些现象在内。
《党史》二卷给人一种清新的感觉。开卷的第一篇，就以浓重的笔墨在读者面前重新展现出新中国最初几年那幅令人振奋的历史图景，旗帜鲜明地指出当时在短短七年内实现的两个“历史性转变”：“相继实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两个历史性转变。”在我们这个土地辽阔、人口众多、发展很不平衡、旧社会留下满目疮痍的国度里，要在不长的时间内有条不紊地实现这两个“历史性转变”是何等艰难的事情。书中不是以空话而是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刻画出中国共产党怎样领导全国人民在艰难的环境下迅速建立起一整套全新的国家制度，在广大农村和城市进行全面的社会改革，荡涤旧社会留下的种种污泥浊水，展开中国大地上从来不曾出现过的热火朝天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有步骤地以和平手段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书中指出：“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这些叙述和论断是公正的，符合实际的。经历过这场历史性巨变、为它献出过自己青春年华的大多数人，大概都忘不了当年那些充满蓬勃朝气的火红日子，为曾替它添过一砖一瓦而自豪，决不会对自己的前半生感到后悔，因为今天的一切都是从昨天走过来的。没有昨天，也就不会有今天和明天。
新的社会制度诞生了，人们兴高采烈，希望尽快地把国家发展起来。正如《党史》二卷第二编所描写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已取得巨大进展，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已经建立起来，但是中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很落后。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应该怎样建设和发展？这是党所面临的全新课题。全党上下精神振奋，急切地想做出一番新的伟大事业。”但究竟怎样来建设这个新社会，却几乎全无经验，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并没有完全搞清楚，而国内外环境的紧迫性又不容许中国人等到从容地弄清这些问题并积累起足够经验后再迈出大的步子。这就留下许多教训：由于违背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再由于前一阶段的顺利发展而骄傲和轻率起来，在大胆地往前闯的过程中犯过严重的错误，经历了严重的曲折，特别是急于求成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全局性错误。
《党史》二卷对这两次严重错误和曲折并没有回避。在第二编和第三编中，以大量篇幅详细地写出这两次严重错误的演进过程和造成的恶果。这些痛苦的事实是不应该被忘却的。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只能从实践、包括犯错误的实践中来。正确地从错误中汲取教训，可以使人更聪明一些。本书没有把眼光停留在对一些现象的描述上，而是进一步分析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深入剖析产生问题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引导人们团结起来向前看，使读者能够从中领悟到今后如何防止重犯的办法、措施和制度。这是严肃的负责任的态度，也符合邓小平同志关于如何对待历史问题的深刻论述和全国党史工作会议的精神。
从《党史》二卷中还可以看到：这两次错误和曲折，不管当时的处境多么艰难，最后都是由中国共产党自己起来纠正，并且总结出深刻的经验教训，而不是由任何其他力量来纠正的。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同人民群众始终紧紧站在一起的中国共产党蕴藏着何等生命力，具有何等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磊落胸怀和政治品格，能够毫无愧色地担当起中国各族人民领导者的光荣职责。同时也可以看到，中国人民在经历了许多痛苦后，依然坚决地相信这个党，愿意团结在这个党的领导下，继续万众一心地共同奋斗。因此，当读本书第四编时，看到在粉碎“四人帮”后，经过两年徘徊中前进，终于迎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出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就觉得那已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十分自然了。
一部党史，就是用事实告诉读者：中国共产党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党。这个问题在今天有着格外重要的意义。目前，大多数在职党员干部和领导干部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的，许多人没有经历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艰苦斗争，没有直接参与建国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相当一部分人甚至没有经历“文化大革命”的反面教育，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取得的成就以及历史曲折缺乏亲身感受和直接体验。因此，需要组织和引导他们系统地学习党的历史，接受生动具体的党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
在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历史》二卷的出版，可以说恰当其时，是很有意义的。
（作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副主任）
真转真改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要害
（张 江）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创新文化生产和传播方式，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增强文化发展活力。辽宁文化体制改革的实践证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关键是要以高度的责任感认真落实，紧紧抓住真转真改这个要害，全面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把文化建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切实增强真转真改责任
文化体制改革，是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根本途径，是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方方面面的深刻变革。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对文化体制改革提出一系列新部署、新要求，一项重大突破就是彻底分开和分类指导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推动形成两手抓、两加强的文化发展格局，这是我国文化建设的一个里程碑式的飞跃。实现这个飞跃，必须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实现由“管脚下”向“管天下”、由管微观向管宏观转变；必须坚持把深化改革与加快资源整合有机结合，实现文化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必须健全文化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推进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改革逐步到位；必须深化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内部改革，规范经营性文化单位经济行为，努力提高服务水平。真转真改，就是把企业化、市场化作为经营性文化单位改革的基本方向，把政府职能真正由办文化转到管文化和提供公共服务上来，实行政事分开、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把不留壳、不借壳、不造新壳，不可逆、可核查作为基本原则，总体设计、统筹规划、整体实施、全面推进，努力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这是近年来辽宁认真领会和把握中央精神，在实践中得出的重要结论，是我们紧紧抓住建设辽宁中部城市群文化体制综合改革试验区这个契机整体推进改革的基本原则，是中央关于文化体制改革决策部署在辽宁的具体展开，是辽宁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基本经验。
二、攻坚克难，整合创新，全面落实文化发展目标
近年来，辽宁文化发展态势良好，文化体制改革步伐不断加快。同时，文化领域受传统体制影响较深，文化发展意识不强，文化产业规模不大等问题亟待破解。我们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实转变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真转真改、攻坚克难，实现改革由完成规定动作向深入创新推进，由局部改革向整体协同推进。实施重大产业项目带动战略，全面整合资源。把群众文化作为全部文化工作的根基，大力发展群众文化，开创了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新局面。
规范推进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严格按照中央要求，坚持不留壳、不借壳、不造新壳，不可逆、可核查、真转真改原则，规范推进转企改制。目前，已完成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313家，其中21家经营性出版社和65家新华书店全部完成转企改制；67家电影制作发行放映单位10月底前全部完成；53家改革难度较大的文艺院团也已完成20家，2010年年底前全部完成中央规定范围内包括市县文艺院团的各项改革。
实施跨区域跨行业整体改革。设立辽宁中部城市群文化体制综合改革试验区，积极支持营口发挥试点城市示范带动作用，统筹推进、整体实施，打破地区、行业、单位界限，推动各地区分散改革向跨区域整体改革深入，各部门自身改革向跨领域协同改革深入，各单位独立改革向跨行业综合改革深入，打造跨区域跨行业文化体制综合改革示范区。目前沈阳、营口、铁岭3市全部完成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其余5市2010年年底前全部完成。
实施省市两级报业资源整合，探索报业集团跨区域深度资源整合的有效模式。推动指导《辽宁日报》创新改版，进报亭、进家庭，大幅度提高省级党报市场影响力。搭建省级与中部城市群各市新闻资源共享平台，有效解决地方报纸新闻类资源不足问题。设立省级晚报地方版，减少晚报间同质竞争。改革省级党报发行体制，与邮政部门共同组建发行公司。目前，《辽宁日报》每日市场零售达两万份，《辽沈晚报》各市地方版发行量均有大幅提高。
完成广电媒体“三台合一”。辽宁人民广播电台、辽宁电视台、辽宁教育电视台三台合并，成立辽宁广播电视台。在实现机构建制、呼号和频率频道、服务管理、产业经营、规划投入“五统一”基础上，着力实现“化学反应”，组建广播电视新闻资源制播共享平台，完成“一次集合采编新闻、广播电视两个窗口播出”，提高新闻资源利用效率；组建文艺资源制播共享平台，开展广播与电视文艺节目双向介入，贯通融合广播与电视文艺内容，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经过半年多的运转，大大提升了主流视听媒体舆论引导能力，辽宁广播电视台管理成本降低20%。广告收入增长29%。实施全省网吧连锁经营，建立新型政府管理网吧有效模式。在全省8094家网吧中，整治关闭近700家，其余网吧99%由8家企业实行连锁经营，在全国率先实现省域网吧连锁经营。通过集中监控和统一管理，形成未成年人受益、家长放心满意、网吧业主得益、政府监管高效的“多赢”发展新格局。
探索建立报刊退出机制，实施新闻记者依法有序退出。初步建立党委统一领导、政府依法管理、报刊自主经营，集内容、形式和队伍监管为一体的报刊退出机制。在试点退出12种报刊的基础上，又按要求退出5种报刊。同时，建立新闻记者岗位从业资格人员退出机制，2009年对8名违规记者实施调离采编岗位、注销记者证等行政处罚。
健全文化宏观管理体制，提高文化行政管理效能。目前，全省14个市全部完成电台电视台“两台合一”，统一归口党委部门管理；全部完成文化、广电、新闻出版机构合并，成立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全部成立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出台《辽宁省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纲要》。实施重大产业项目带动战略，培育做强辽宁七大国有文化企业、六大民营文化企业、八大文化产业基地，打造融温泉、冰雪、海洋等为一体的特色旅游品牌。目前，辽宁以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等为主的国有文化企业发展势头强劲，以本山传媒为代表的民营文化企业不断壮大，以沈阳棋盘山文化产业示范区为代表的一批文化产业基地已初具规模，以沈阳、大连两家国家级动漫产业基地为发展龙头的新兴文化产业发展迅速，文化产业整体呈现出健康快速发展的良好态势。
推进重大文化惠民工程建设。运用“广电”模式推进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实现了广大农村群众足不出户收听收看文化信息资源共享节目。建成点播服务点6万多个，推广点播用户209万，提前3年完成覆盖全省所有行政村和自然村任务。提前两年实现20户以上的通电自然村“广播电视村村通”目标；完成“农村电影放映”工程目标；全省11762个行政村中，建成农家书屋6269个，其余村2010年年底全部建成；建成综合文化站338个，占全省乡镇总数的36%。
大力发展群众文化。省委、省政府制定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群众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召开全省领导干部大会，部署群众文化工作。省委提出要以服务群众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创新群众文化工作方式，把握新时期群众文化需求，建立长效工作机制，加强基层文化干部管理，充实群众文化力量，加快基层人才队伍建设，打造群众文化活动品牌，创建百个县区特色群众文化基地，扶持百个基层文化示范广场，培育百个群众自办文化典型，评选百部群众原创优秀文艺作品，实施辅导培训“百千万”工程，组织百支文艺队伍下基层，推选百名“群文之星”，以牵动性、示范性项目为抓手，由点带面扎实推进群众文化建设。
三、总揽全局，乘势而上，坚定迈出文化强省步伐
前不久，省委、省政府下发《辽宁省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纲要》，提出建设文化强省的战略目标，这是辽宁全面振兴的标志性跨越。我们要以对党、对人民和对历史高度负责的精神，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把定下的任务一项一项地落实好。
坚定目标。建设文化强省，就是要通过5年努力，到“十二五”期末，基本建成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群众文化发展壮大，优秀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繁荣，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得到保障，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得到满足，辽宁跨入文化强省行列，走在全国文化建设的前列。我们要把文化产业发展作为辽宁实施三大区域发展战略后的第四大战略，全面实施《辽宁省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纲要》，到“十二五”期末，努力实现文化产业占全省地区生产总值份额不低于5%，年均增幅不低于20%的“两个不低于”目标，使文化产业成为支柱产业之一，综合竞争力居全国前列。到2013年承办第十二届全运会时，初步展示文化强省形象。
抓住龙头。以辽宁中部城市群文化体制综合改革为龙头，全力推进文化体制改革，重点推进广电网络资源整合及“三网融合”，推进院团、非时政类报刊和新闻网站改革。以省直和沈阳市文化资源为主体，以推广营口改革经验带动各市改革，以推广辽宁日报、辽宁广播电视台改革经验带动文化各条战线改革，以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带动新型文化主体发育，以加快组建统一综合执法机构带动文化市场管理。依托沈阳、大连等市构建辽宁中部、沿海沿江、辽西北三大文化产业发展区域，建设一批文化强市、强县（市、区），推出一批重大文化品牌。
突出重点。抓住文化大项目、大产业、大市场建设。加快迁建辽宁广播电视大厦、引进国家重点企业打造大型文化企业等重大项目的进度。全力发展出版印刷、报刊发行、广播影视、演艺娱乐、动漫游戏、文化旅游、工艺美术、文化会展、新媒体九大优势产业，打造具有较强实力和竞争力的文化企业和文化产业集群，把辽宁中部城市群建成本省最大的文化产业发展集聚区。全方位拓展、充分搞活辽宁文化市场，大幅度提高辽宁文化贸易总量。
着力惠民。加快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省级博物馆、图书馆、科技馆、档案馆、群众艺术馆等重大项目，统一规划公共文化设施布局，形成覆盖城乡、综合配套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提高文化信息共享、广播电视户户通、农村电影放映等文化惠民工程建设水平。丰富群众主题文化活动，发展群众喜闻乐见的乡土文化，引导生产创作群众欢迎的精品力作，不断提高人民文化消费水平。
（作者：中共辽宁省委常委、宣传部长）
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及其历史教训
（苏双碧）
160年前即1851年的1月11日，太平天国在广西金田村起义。在广西转战了近一年半时间。1852年6月，杨秀清率军冲出蓑衣渡，进入湖南。入湘后的太平军，如蛟龙入海，立刻翻起巨浪。太平军所向披靡，连克永明、益阳、岳阳、武昌。从武昌出发进军金陵，太平军万船齐发，又有陆师夹江而行，号称50万大军。太平军自武昌经安徽、江西，直抵金陵，势如破竹，清军无力招架。虽然南京城高墙厚，也只用了十天时间就被攻破。太平军发展如此之快，战斗力如此之强，究其原因，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有一个坚强廉洁的领导班子。太平军的领袖们情同骨肉，且有事聚商于一室，得计便行”。良好的作风增强了太平军的战斗力。然而这样一个领导班子在进城之后就迅速蜕化，最终导致天京政权的败亡，这其中的原因与教训是很值得我们深刻总结并引以为戒的。
过早建都丧失锐气。1853年3月20日，太平军攻克南京，3月29日，杨秀清率文武百官迎洪秀全入城。遂决定建都于南京，并改南京为天京。建都问题，历来是一个十分重大的政治问题。太平军攻占武昌时，就存在着去向问题，北进河南则威胁清京，东下金陵则有可能形成割据局面。如今太平军已顺利攻占南京，同样又存在着去向问题。如果以南京为根据地，然后向北发兵，把战略重点放在推翻清王朝上，这样的话，太平军就应集中精锐部队及最有权威的将领进入河南、河北、山东，兵锋直指清廷，这当是太平军攻占南京的战略抉择之一。如果过早在南京建都，太平军必然以保卫天京的安全为目的来部署一切兵力，革命的进攻阶段就会停顿下来，锐气就会减退。因此，在南京建都实在是犯了兵家之大忌。而这却是出自洪秀全、杨秀清的意愿。太平军离开广西之后，便有“取金陵为本”之议。杨秀清认为只要占领了南京，即使成不了事，也可占领黄河以南。洪秀全则多次称南京为“小天堂”，把“小天堂”作为奋斗的目标。可见，在建都问题上，洪、杨都有偏安和及早享受的思想。
恩格斯曾经指出：“在战争中，尤其是在革命战争中，在没有获得任何决定性的胜利之前，迅速行动是一个基本规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8卷第73页）占领南京当然不是决定性的胜利。洪秀全、杨秀清们理应略作休整之后，迅速行动起来，率主力部队越过长江，乘清军已如惊弓之鸟之际，向江北推进。时值三月，天气转暖，士兵生活容易适应，加上皖北、山东饥民甚多，太平军一到，饥民相率加入太平军，形势当会有重大发展。建都天京之所以是失策的，是因清政府还未推翻，革命的历程正急速地向前发展之时，突然停止了脚步，这就给清廷留下极大的喘息机会。清军在惊魂稍定之后重整旗鼓，很快在南京城外扎下了江南大营，使太平军的作战部署不得不以护卫天京安全作为主要任务。太平军战略上由主动进攻转为被动防御。太平天国的领袖们，由于贪图安逸而逐渐丧失了革命锐志。
农民阶级有先天局限。太平天国起义带有旧式农民战争的烙印。农民阶级的分散性、守旧性，以及眼光短浅等毛病，在太平军中都有突出表现。许多太平军将士参加革命都是出于生活所迫，希望改变贫穷落后的经济地位。用太平天国名将李秀成的话说，当时太平军将领号召“凡拜上帝之人不必畏逃”，可以“同家食饭”。这和旧式农民起义者的动机是一致的。许多太平军将士在参加革命队伍时，就是抱着当将军、当丞相、当夫人的目的来的。太平军将领也用这些来鼓动士兵英勇作战。如洪秀全在永安突围时，号召“男将女将尽持刀，同心放胆同杀妖”，因为这样做了，就能“脱尽凡情顶高天，金砖金屋光焕焕，高天享福极威风，最小最卑尽绸缎，男着龙袍女插花”。这样的许愿在杨秀清发布的布告中也出现过。为了达到这些不太清晰的目标，他们作战非常勇敢，作出很大的牺牲。他们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但最终总是归于失败，这是历史的规律，也是历史的局限。
正是因为这样，历史上再高明的农民领袖也只能按照封建国家的轨道行事。洪秀全本来是要建立一个新朝代新国家，但在永安封王时连一个合适的名称也找不到，只好“姑从凡间歪例”，把左辅、右弼、前导、后护各军师都封王，称为王爷，并相应地制订《太平礼制》来规定各级官员的尊卑和特权。洪秀全还在《天父诗》中公开宣扬封建道德中的三纲五常，说什么“只有媳错无爷错、只有臣错无主错”。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政权形式一经沿着封建政权的轨道走下去，性质就变了，领导人的思想就变了，对革命事业就失去了支撑的力量。
神权左右皇权导致核心矛盾。历代农民起义常有披着宗教外衣，即以神的意志和形式来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如张角以太平道为号召，朱元璋信奉白莲教等等。但当这些宗教组织演化成农民起义，特别是建立了农民政权，或农民起义领袖称王称帝之后，一般都放弃宗教组织，专心进行夺取政权或发展革命势力的斗争，如朱元璋称帝之后，立即取缔白莲教，禁止其活动。而洪秀全则在建都南京之后，仍然依赖拜上帝教，教权就成了争权夺利的工具。
洪秀全既是拜上帝教的教主，又是太平天国的天王。作为教主，他虽然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他却失去替天父、天兄传言的权利。金田起义前，出于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杨秀清代天父下凡，援救了革命，洪秀全只好加以承认。杨秀清作为天父的代言人，可以随时制约洪秀全。洪秀全作为天王，却没有实际权力。这就使杨秀清的权力过大，造成洪秀全权力不能集中的局面。其实，洪秀全并不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机会。假若在金田起义或永安封王时就取消拜上帝教，一切按新建立的组织行使职能，杨秀清代天父传言的资格就自然消失了，洪秀全作为天王的权力就能集中。由于王权和神权并行，神权实际上又高于王权，而神权又落在大臣杨秀清手中，这就必然造成洪秀全和杨秀清的矛盾，而这两人的矛盾又必然要延伸到其他大臣之中。
天京事变后，由于原先的天兄代言人萧朝贵在长沙牺牲，天父代言人杨秀清又在事变中被韦昌辉所杀。所谓天父、天兄人格化本来就是个骗局，杨秀清被杀更是骗局的暴露，太平天国出现了空前的信仰危机。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宗教的第一句话就是谎话；宗教一开头向我们说明某种人的事物的时候，不就把这种事物说成某种超人的、神的事物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卷第648页）洪秀全向教徒灌输的上帝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而今天父代言人被人家袭杀时并没有显示出这些权能，人们自然不会和先前一样，虔诚地去信所谓的皇上帝了。严重的信仰危机，导致分散主义滋生，使太平天国一步一步走向低谷，难有回天之力。
腐败从根本上动摇了太平天国政权的根基。太平天国的腐败是和建都天京同时产生的。尽管洪秀全曾经提出要建立一个没有以强凌弱、尔虞我诈的公平世界，鼓吹凡天下男人皆兄弟、天下女子皆姊妹的平等思想，但他这些从西方基督教教义中捡来的货色，在洪秀全思想中没有深化，也没有消化。洪秀全很难把这些平等思想付诸实践，只能按照封建王朝的等级制度，即《太平礼制》所规定的等级来规定自己所应该享受的待遇和特权。
洪秀全、杨秀清占据南京以后，便以为可以立国，把享受和特权放在首要地位。洪秀全改两江总督府为天王府，尽其奢华营造天王府。天王府城周围十余里，墙高数丈，内外两重，外曰太阳城，内曰金龙城，殿曰金龙殿，苑曰后林苑，雕琢精巧。东王府也是穷极工巧，骋心悦目。在革命尚未成功之时，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就大造王府，广选后妃，洪秀全的后妃竟达88人之多。洪秀全、杨秀清住进王宫，作为农民领袖本是司空见惯的通病。问题是天王府不是当作指挥革命战争的中心，而是行使特权的神圣无比的宫殿。朝天门外大书曰：“大小众臣工，到此止行，有诏方准进，否则雪中云。”而在木牌楼上则书有“天子万年”、“太平一统”。一个“止行”诏，洪秀全就把自己和众位大臣隔开了。当年同生死共患难的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等都不能随意出入天王府。昔日的兄弟今日的丞相们，临朝时，也只好站在朝门外列队，对洪秀全不能仰视，否则就有杀身之祸。洪秀全俨然已成为“一人垂拱于上，万民咸归于下”的封建皇帝。
杨秀清是个具有雄才大略的农民起义领袖，不论是指挥战争，还是组织政府，他都有许多建树，为太平天国立下了不朽功勋。但是建都南京后，杨秀清的封建特权恶性膨胀。一到南京，他就建起了高大的王府，三年多的时间，从不出南京城一步，但在城里则为统治一切的全权主宰。所有军国大事仅与东殿尚书侯谦芳、李寿春等一二人计议，严重脱离群众，加之作风极度张扬，每次出门都盛陈仪仗，不知自忌，甚至用代“天父下凡”来惩罚洪秀全，最后更是发展到“逼封万岁”。为了显示特权，杨秀清还设立各种酷刑，如鞭打、枷杖、斩首、五马分尸等，连韦昌辉、秦日纲、黄玉昆等一些高级将领都被他杖责过。杨秀清的骄横，造成他和诸多朝臣的积怨，也导致洪秀全的不满，终于酿成了一场灾难——天京事变：杨秀清及其家属、部下和太平军精兵两万多人被韦昌辉滥杀。天京事变后石达开回到天京，受到天京军民的热烈欢迎，满朝同举石达开提理政务。可洪秀全却对石达开大生疑忌，重用自己的兄弟安福二王，以牵制“翼王”，并有“阴图戕害之意”。在这种情况下，石达开率20万精兵远离天京。经过天京事变、石达开出走，太平天国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虽经陈玉成、李秀成等后期太平天国名将的努力，军事上稍有起色，但终究缺乏回天之力，最后一步一步走向失败。
当然，太平天国失败原因还有很多，比如清政府和外国侵略者互相勾结起来，残酷镇压太平天国等。需要明确的是，太平天国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并不能因此否定它对近代中国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在近代中国，它最早实践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是中国近代革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义和团、辛亥革命等构成了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几个高潮。另外，它主张对外开放、发展本国商业和对外贸易等，这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旧式农民战争的局限，客观上对中国近代化进程起了推动作用。
（作者：求是杂志社原副总编辑）